我最尊敬的老師陳旭麓先生，生前在《浮想錄》中寫道：「歷史沒有自己的謎，謎都是創造歷史的人的設想。」無可彌補的缺憾是，現在已不能起先生於地下，先生的話必有深意存焉。學生不敏，只能在此妄加揣度。我想，歷史沒有自己的謎，這是因為特定的「歷史」是這樣而不是那般，其千姿百態，乃是創造着歷史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中的「自然創造物」，是所有參與創造的「力」互動所構成的「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人人都參與了歷史的創造，而被創造出來的歷史卻永遠不是人們意料中的歷史。這裏不存在「謎」，而是必須領受的「歷史」的「鞭子」(西人喜好稱作「上帝的鞭子」，意思也一樣)。追求完美是人類固有的稟賦（康德語）。唯其如此，社會歷史才具有那種大江東去浪淘舊跡的生命活力。歷史又常常開人玩笑，讓人走錯房間，於是就有了期盼完美後的失望，又有新的不滿意。社會歷史就是靠這種滿意與不滿意的往復擺動，像一架碩大無比的鐘錶，遵循着它自身的脈動運行而不息。對其自身而言，這是一種大化流行的「自然」，是無須裝飾的本色，確乎不是什麼「謎」。然而，歷史，已經過去的歷史，必有許多會永遠消失、死亡，不被記憶。那些被記憶、被重複敍述、再度激活的，總是屬於被生活在當時或後世的人們認為具有「意義」的東西。歷史是人們選擇後的歷史，歷史只有在人們選擇中才得以繼續存在。僅僅從歷史被選擇的這一事實出發，就比較容易理解：所謂真實的歷史，整體的歷史，只有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才相對地存在。歷史自然進程的本身已經被深埋於時間塵土中——這是一種自然，一種大化，隨緣而生，隨緣而轉，已隨時間而遠去；它卻又作為遺傳基因深藏在現實生活中，無形而有跡，可意會而難言傳。從這種意義上說，所謂「歷史的邏輯」，或者說「歷史之謎」，確乎是由試圖理解它的人「人為」設定的。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歸根到底不是尋求歷史自在的「存有」，而是尋求現實的「存有」。一切被邏輯化的歷史，實際上都是理解歷史的人的「心中的歷史」。——由此，也就產生了人們理解上歧異紛然的「謎」，有些「謎」是由思考、認識過程的開放性引起的，也就是說對「自在」意義上的歷史的認識本不可能窮盡；有些則是為了人為地「創造歷史」、試圖強加於歷史而造成的。先生似乎更多的是有感後一種人為設定的「謎」而發的。對此，先生在後期遺著中曾不遺餘力地痛加鞭撻，文案俱在。
我以為，前一種「謎」也是存在的。例如，在歷史上，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向為世界學者所公認而無異議。坦率地說，外人，即使是國外很著名的漢學家，雖身處局外常能道出我們不易想到或不情願去想的「問題」，細品起來，也多有瞎子摸象、隔靴抓癢的那種隔閡。其中誠實的學者也承認，面對這種獨一無二的「社會歷史」，不由自主地會產生一種神祕感，有許多「謎」猜不透。
在這裏，我已經把那種基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排除在外。著名的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扛鼎人物布羅代爾，著有三卷本《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他以不凡的功力展現了四個世紀歐洲現代化進程的全幅歷史（體現其整體史觀）。這樣一位具有新的史觀和嚴肅態度的當代史學大師，在世界經濟背景中時而也涉及同時代的中國，常常表現出某種不解與迷茫。例如他感歎明朝於年由南京遷都北京，認為這實際上是「背離了利用大海之便發展經濟和擴大影響的方針」，不無遺憾地說：「不論這一選擇出於有意或者無意……中國在爭奪世界權杖的比賽中輸了一局。」
布羅代爾對「中國人」放棄「林業和畜牧業」而表現出的「無知」也表示不可理解，說「這委實太可惜了」。假若這些還多少帶有中西比較的價值評判意味，那麼，當他說到鄭和下西洋，「我們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國的帆船當時向好望角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間的南大門埃吉海角繼續前進，那又會造成什麼結果？」(指中國若如此，將搶在歐洲之前享有「地理大發現」以及由此展開的全部「上帝之手」賜予的優惠)，無疑袒露出他面對中國歷史「怪謎」的那種茫然若失、無以自解的神態。殊不知中國學者卻又有另一番苦衷，常感身在廬山而難識廬山真面目。將認識的困惑歸之於「身在此山中」不是沒有道理：一方面由於身處其間，對民族的和歷史的弱點容易失卻自我批判的敏銳；另一方面也因為長期封閉，找不到鑒別的參照系統，難有比較評判的大眼光。——但是，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此。我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嚴格說來既不熟悉又熟悉。問題在於：貼身的社會生活經驗若不經知性的洗練，最容易噴突為情緒化的宣泄，而不是智慧的閃光。古典超驗性的或近代經驗性的解說策略，缺乏足夠的穿透力深入到歷史地平面以下的深層。歷史主義的方法往往強化了存在即合理的民族主義遺傳基因，無法產生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一位由自然科學破門而入的中年學者，在通覽了歷史學家的許多成果之後，以特具的敏銳感慨道：中國歷史學家像是跌進了一張碩大無比的因果網絡，變化出數十種解釋模式，到頭來，它們之間卻可以隨時相互駁詰、質疑，甚至互相置換。用目下本地最流行的語言：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盆「糨糊」，搗過來搗過去，終究模糊一片、一片模糊。情景中人都清楚，他所批評的，正是七八十年代產生過數以百計論著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問題」的討論。《中國歷史通論》購書鏈接
作者：王家範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03-10筆者從求學到執教中國古代史，一晃竟也有四十來年。近若干年，我常有一種難以言傳的苦惱，越教疑惑越多，方知真要看懂中國歷史絕非易事。例如，我們常說中國是一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制根深蒂固的國家（至少從秦始皇算起）。「根底」在哪裏？古人說是「天作之君」，那麼為什麼希臘、羅馬那個「天」卻造做出貴族民主制、貴族共和制？夏、商說不清，西周不很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風味，假若按西周的方向發展，侯國並立，天子乃為「天下」的「共主」，中國歷史的格局又當如何？假若不是秦滅六國，或者七國不相統一，又怎樣？自然，人們完全可以用歷史不容許「假設」去避開這些幼稚的提問，正面的解釋又當如何？總不能歸咎於始皇帝一人即可了事？何況，這離中華文明歷史的「根」未免還遠着一大截呢！從這「未名」之根滋榮的枝葉確乎茂密異常。殊為怪異的是，中國人一方面相信「龍生龍，鳳生鳳」，一方面「龍」固然不斷地生「龍」(君主世襲)，而「蟲」卻也可以變「龍」——深受專制主義之害最苦的農民一旦奪取全國政權，也一定會做起「真命天子」來。細究起來，普通中國人的生理基因中似乎都有「帝王心理」的遺傳密碼。日常生活中，只要比別人高一點或多一點什麼，就難免會不由自主地流出准「帝王」意識，所以民間有「土皇帝」之說，家庭還有「小皇帝」的雅號，商業廣告戲稱顧客為「皇帝」！比較，是研究任何事物、辨明其特性最通常有效的方法。中國比較史學的興起，表明我們也開始重視這一早為其他學科接納的方法論手段了。然而，中西比較，若只關注名相，而不是從整體上去體察，也會造成新的困惑。例如，歐洲中世紀許多導致折入近代的變革因素或條件，從現象上說，在中國似乎早就存在(布羅代爾在書中這類感慨特多)。13世紀前後歐洲領主莊園的衰落，是以地租制、租佃制的確立為標誌的，而此兩項在中國至少從西漢起就已具備。至於僱傭制、土地私有制、商品貨幣經濟，以至城市的繁榮等等，近代化這方面的歷史前提條件，與歐洲同時期相比，有時還勝出一籌(故而已去世的傅築夫曾創戰國秦漢「資本主義因素」論，說明先生已看出這一點)。13世紀初歐洲大城市巴黎、倫敦之類只有三萬人左右，到年巴黎增加到八萬已聳動遐邇，同期中國一個地方大市鎮就有五萬之多的居民，何況歷史上有過超百萬的六大都市？紙幣也是中國最早發行，錢莊、典當也扮演過「類金融」的角色。最可奇怪的是，引起歐洲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的不少科技條件，卻源自中國「出口」(例如四大發明、輪作制、有機農肥等)，「牆內開花牆外香」。再如，韋伯認為官僚制度是近代政治的產物，但他也注意到中國的官僚制度卻歷史非常悠久；更不必說有的漢學家還從唐代發現了「內閣制」，對官員的檢察系統也很發達，這就更說不清楚了。按照目下很流行的觀點，文化形態要比政治、經濟對社會的作用更深刻、更久遠，甚至說它本身就是社會存在的某種「深層基因」。我知道，在西方，「文化形態史觀」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然以此通釋中國也不免捉襟見肘。一般地說，中國的文化是最富人情味，最少「物化」意識，倫理至上，民本為要，政治也是被濃重地道德化了的。關於理想人格的議論，也很見精彩。可是，有正面必有負面。翻開正史、野史，迎面而來的不乏人與人的「窩裏鬥」，履踐理想人格之說的卻是鳳毛麟角，故而特別感人肺腑。宋之理學、明之心學，雖入手有歧異，旨歸都是高揚性理或良知，即最高的道德追求。細讀古賢的原書才明白，他們的激憤首先是指向士風的淪喪，隱約地也不滿於君王。陽明倡言「理在心中」，說明當時社會最缺乏的正是純美的人性——人心被嚴重地污染，以致誰能保持自身內在的良知，誰就可以成賢成聖（恐怕這就是「人人皆可為堯舜」的註腳）。何謂「心即理」？身外的社會是如此惡濁，找不到一塊淨土，無可奈何，唯有一個權利是別人剝奪不了的，那就是守住自己心中的良知，淨化自身的靈魂，往自己心中下功夫，即體即用，體用不二。由此可見，單從文本上去確認文化，而不關注真實流行中的變異，並不能切中要害。有的學者很迷惑於趙宋一代文化之與國勢的反差，在我看來，若想以唯文化的視角推理辯說，多半會言不及義，距離實情太遠。此中微妙，若對錯綜複雜的（也就是由眾多因素摻雜的）具體社會歷史情境無有深切的體驗，難有「形似」的言詮，更不用說「神似」的意會了。圖書售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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