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已经看到,古典作家根据他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认为,凯尔特人是生活在欧洲最西边的民族之一。希罗多德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他暗示在凯尔特人和大海之间只有葡萄牙西海岸的西尼特人。高卢的凯尔特人也是面向海洋的民族。
在这一点上,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说得很清楚,在著名的《高卢战记》的开篇段落中,他告诉我们:“凯尔特人与阿基坦人之间隔着加龙河,与比利其人之间隔着马恩河和塞纳河。”高卢这片地区的语言与当时伊比利亚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语言非常相似,是布列塔尼语、康沃尔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的源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尽可能冷静地看待西欧在整个史前时期这一长时段中的文化发展。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对其适当的调整动摇了我们对地理的认知——就足以看出大西洋欧洲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区域。它的许多海岬和半岛都是由海洋连接起来的,而下沉海岸线上被水淹没的山谷提供了深入内陆的掩护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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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大河向西流入海洋,构成连接内陆大片领土和沿海地带的交通要道。在这种严格的地理条件下定义的大西洋欧洲,和通过古典文本及凯尔特语群的分布所能看到的凯尔特人的范围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显然,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大西洋航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重要性在七八千年前首次显现,传统上称之为中石器时代。当时,对沿海社会来说,海洋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不仅是海岸被开发,我们从鱼钩的大小和捕获的鱼的种类来判断,更深的水域也被开发了,这意味着当时使用了海船,尽管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中石器时代的捕鱼网络可能并不广泛。
但是,如果捕鱼者依照季节规律跟踪鱼群,那么定期登陆的活动模式就会使不同的群落相互接触,从而使技术得以共享,信仰和行为模式也会沿海洋传播。到了公元前年,在畜牧业和农作物种植被引进该地区之后,有关各地区间交换网络的证据变得更加明显。用闪长石制成并打磨过的石斧在布列塔尼中部普吕叙利安的分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之一。这些石斧被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毫无疑问,其销售路径是海路和主要河流,特别是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人们对这种交换的社会背景一无所知,但这些石斧很可能象征着崇高的威望,这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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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斧在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易手,而这种礼物交换促进了社会的交流。将宇宙观和对待死亡以及祖先的态度相连接的信仰体系,也沿着大西洋广泛传播,正如巨石纪念碑和墓葬的分布所显示的那样。近年来,精确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和对这些遗迹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它们反映的是一种大西洋范围内的现象,没有任何来自地中海的影响。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主要的创新中心分散在大西洋沿岸,如葡萄牙的塔霍河地区、布列塔尼南部的莫尔比昂、爱尔兰的博因河流域和奥克尼群岛。虽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在建筑、艺术、宇宙观和信仰等概念上的共享程度是很显著的。
虽然我们不再相信“巨石传教士”沿着大西洋海岸传教的说法,但这种令人震惊的文化共享所暗示的,是思想通过长期建立的社会网络的快速、持续传播,将面向海洋的社会联系起来,并沿着河流将这些实践传播到内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见证了这种模式的延续,其特点是一套独特的文化特征的出现、传播和吸收,这套特征通常被称为“钟形杯套装”。其文化概念包括将死者单独埋葬,并配以一个钟形杯,或者其他的人工制品,如箭、护腕、铜合金匕首和金耳环等个人装饰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这种文化在中欧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广泛分布,是“钟形杯民族”迁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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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信仰体系的地方表现形式,这种信仰体系通过在过去年中形成的交换网络迅速传播开来。最早的钟形杯被称为“海上钟形杯”,主要集中在塔霍河地区和莫尔比昂。这一分布和多年前出现的创新中心相呼应。这种类型的钟形杯可能首先出现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一个,也可能是在两个地区同时发展起来的,因为沿海交换网络一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见证了对原材料的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金、铜、锡等金属和琥珀、翡翠之类的装饰石。这些商品因其稀缺性而受到珍视,并且很可能在珍品交易系统中得到传播。
这些商品的稀缺性及其出现的不均匀性,使某些地点和路线显得特别突出。大西洋地区的金属供应尤其充足。受到大量开采的西伊比利亚黄铁矿带南部提供铜和银,北部提供金和锡。布列塔尼和不列颠西南部是锡的产地,也出产金和铜,而横跨爱尔兰南部到威尔士北部的区域是铜的重要来源,黄金则来自威克洛山区。自从铜合金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被广泛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以来,人们对铜和锡的需求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开发和交换。从沿着沿海路线散布的各种人工制品的分布情况,可以充分看出这些系统沿着大西洋的运作方式。
用产于塔霍河地区的铜合金打造的尖刀,即著名的帕梅拉尖刀,一直分布到布列塔尼北部。由爱尔兰黄金制成的新月颈饰传播到了康沃尔、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在布列塔尼、不列颠北部和北爱尔兰则发现了产自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贝尔索卡纳黄金颈饰。从众多例子中选出的以上几个事例,证明了大西洋交换网络的活力。从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金属的精炼工艺和分销手段进一步发展。大量工具和武器的流通证明了这一事实,其中许多最后被埋在地窖里,或被扔进湖泊、河流或沼泽中,以满足某种仪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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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记录中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绘制并量化各个类型的起源区域和分布梯度成为可能。因此,一种被称为鲤鱼舌形剑的宝剑在布列塔尼大量出现,它显然是在那里制造的,这种剑从那里开始顺着卢瓦尔河和塞纳河分布,并穿过海峡进入不列颠东南部。在查伦特和西班牙南部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人们以这种宝剑为基础做了轻微的改动。这无疑意味着产于布列塔尼的那种剑被运到了南方,并且享有盛名,从而鼓励了当地的铁匠对其加以模仿,并做出小的改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手工艺品的交换,而是价值观念的传递。
这种剑应该是武士精英用来显示自己地位的装备之一。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有一块公元前七八世纪的石碑,最初可能是用来纪念死去的武士的。许多石碑上都刻有逝者的形象,以及表明其身份的装备——四轮马车、宝剑、长矛和盾牌,还有其他难以辨认但可能是胸针或镜子的物品。这些剑的外形有的类似于鲤鱼舌形剑,而盾则被打造成带有凸起的同心肋状物和饰钉的圆形,就像铜制的盾牌一样。凸起的同心肋状物有一个“V”形中断,而这是所谓的“V”形缺口盾牌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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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石碑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打造的“V”形缺口盾牌在西欧的几个地方都有发现。在爱尔兰朗福德郡的一个沼泽中,发现了一块带有皮革的精致的“V”形缺口盾牌。这种盾牌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分布反映了某些剑的种类(如鲤鱼舌形剑)和不同种类的长矛的分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整个大西洋地区的武士精英们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武器本身的设计也是如此。这个贵族社会的一个要素似乎是它对宴会的嗜好。宴会为建立和重申社会等级制度、磋商协议以及巩固联盟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结语
这些发现于不同地区的战士装备和宴会器皿,共同勾画了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到苏格兰的大西洋地区的完整面貌,这表明,在上述地区,不仅交流网络紧密运作,行为和信仰也被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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