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追寻现代性、实现现代化,无疑是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最重要的国家命题之一——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
年12月,由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 中文名夏德明)、任斯·里德尔及艾森斯塔特编著的《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一书简体中文版面世,将这个一度陷入低潮的争论重新带入公共舆论场。
《多元现代性的反思》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包括艾森斯塔特、魏斐德、杜维明、金耀基等世界知名学者的作品,强调存在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以及这些由不同文化传统、社会政治状况形塑的现代性存在着诸多差异。它反对那种认为现代性等于西方化的观点,并试图与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普世主义的观点进行对话。
用本书中文版译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少棠博士的话说,《多元现代性的反思》“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接受的片面而僵硬的现代化理论做出彻底的修正”。他认为,这本论文集将对华文学术界的研究人员有重大启示和冲击,尽管它“无法深入和有力地展示多元现代性理念最核心的构成性质:文化的混杂和流动性。”
日前,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中国与全球史”讲席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汤因比奖基金会主席的夏德明教授受清华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之邀赴京学术交流。借此机会,笔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夏德明认为,这本书从英文版发表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全球现状也在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书中的观点已经过时。他以中国为例:这十多年中国迅速完成城市化、信息技术革命、智能手机革命等的发展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并没有完全跟随西方的相同道路。
“这些新的现实肯定了《多元现代性的反思》里关于多元现代性的预测和假说。”夏德明说,年前后的中外学界对中国的“现代性”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判断,但已有了基本共识:中国在创造自己的现代性。“不只是经济方面、在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方面,中国并没有像很多人二十年前预测的那样越来越像西方。”
夏德明教授(左)
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已经受到了此起彼伏的批评
问
:关于“现代性”这个概念的研究路径很多,比如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吉登斯也强调现代性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艾森斯塔特首先提出了“多元现代性”,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谈到“后西方现代性(post-western modernity)”。你是如何理解“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这些概念为什么重要?
答:
“现代性”的概念依然非常重要,值得对此进行讨论。毕竟,它是知识界和学术界争论中心的极少数概念之一,同时对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也常常有一些意味:无论人们的教育背景如何,“现代性”引发世界各地人民的激情,这种激情跨越了从热情到愤怒的光谱。
过往那种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已经受到了此起彼伏的批评,这是一种重大的进展。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都认为,只有欧洲的历史产生了现代规范、价值观或现代政治和经济形式,甚至连马克斯·韦伯这样重要的现代性批评家都坚称只有欧洲产生了真正普世的理性文化形式。
而在今天,大多数学者不会再赋予欧洲文明这种特殊地位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塑造了现代西方的不仅是欧洲历史,还有全球化。例如,如果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西方历史的许多方面都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其次,现在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应该再将欧洲的历史排在其他历史之上,包括中国的历史。现在我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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