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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技术改良也使战后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自从工业革命兴起之初,频繁的技术创新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在公共和私人投资的驱动下,科学研究及其技术被应用于战后世界,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助推力。卫星和因特网等一些战后时期的发明是全新的,其他一些则仅仅是对早先的设计做出的改进。普通的船运集装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二战”以前,远洋航行的货船装载的货物奇形怪状,需要大批的装卸工花上大量的时间去装卸。然而,战后的航运商开始改进集装箱,这个装置在战前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集装箱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能够预先将奇形怪状的货物打包进一个标准化的箱子里,这样,吊车司机就能够以快得多的速度将箱子进行装卸,而无须码头工人协助。这大大地提高了装运的效率,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年以后,集装箱就成了装运工业制成品货物的标准运输工具,而且很可能比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加在一起更能促进国际贸易。最终,集装箱同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以及信息技术相结合,可以对数百万个集装箱分别进行实时追踪。截至年,世界上约有万个集装箱在发挥着作用。集装箱化成功缩短了运送货物的时间,它被证明对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崛起尤其重要,东亚实际上同它们的市场之间远隔重洋。
战后的技术革新也创造出新型的环境困难。19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已经制造出了一系列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化合物和有害物质。但是,通常在20世纪期间,特别是在战后时期,对人造物质的使用才大大增多。实验室快速大量地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新型化学制品,从家用清洁剂到工业润滑油再到农用杀虫剂、除草剂和杀真菌剂。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么多新物质可能具有的健康危害和环境后果并没有什么意识。
因此,许多化学物质最初并未经过预防性试验或未经规制,就被投入了使用。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随着大众环保运动的出现,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以天然材料为基础的聚合物,比如 ,是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合成聚合物是在年后不久被创造出来的。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们被更大规模地制造并销售。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期间,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使得诸如美国的杜邦公司和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样的大型化学公司可以创造出大量经过改良的合成聚合物,使其得以迅速增殖。在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如果说存在焦虑的话,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似乎只造成有关环境影响的些许焦虑。那一时期的典型情况是,人们并无太多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形式的科技成果。例如,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通讯》的一篇文章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聚合物研究。
作者写道,聚合物将“为导弹和航天器以及汽车车身”提供“更轻盈、更坚固的组件,要比目前使用的更为坚固”。作者遵从了专业知识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一般信仰,提出任何难题都能通过“相信重大进展正在被取得”的“技术人”加以解决。对塑料技术的掌握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必然的,环境方面的考虑仍然微乎其微。在20世纪中期,全球塑料制品生产激增。
全球产量从年时的不足5万吨上升到年时的万吨,甚至10年以后的万吨。新型塑料制品充斥市场。塑料替代了已有货品中使用的玻璃、木材和纸张之类的材料,或许成为大量的新型消费品中的关键物质。如此大量地生产一定意味着,塑料开始在世界生态系统之中显露出来。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时候,随着大众环保运动开始改变人们对于在环境中引入人工物质的观念,先前关于塑料制品的愉快故事变得阴郁起来。
观察者们开始报告令人不安的塑料制品倾倒现象,特别是把它们倾倒在全世界的河流和海洋之中。年,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出版了一本书而引起轰动,书中包含了大西洋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的观点。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海尔达尔的纸莎草船“拉神号”和“拉神二号”在年至年间的跨大西洋航行,航行的构思和目的类似于年的“康-蒂基号”在太平洋上的探险,正是那次探险让作者远近闻名。
他在跨大西洋航行中看到,海洋里已经缀满了石油和各种各样的垃圾,尤其是塑料。海尔达尔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西洋比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曾经航行其上的太平洋要脏得多得多。“当我花了天的时间在‘康-蒂基号’上,我的鼻子和海平面几乎持平,也未曾见过这样的东西,”他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人类实际上正在污染最重要的水源,我们星球上不可或缺的过滤装置——海洋。”
几年之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们承担了一项关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西部的大规模研究,证实了海尔达尔所言不虚。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人们对保护环境免遭塑料侵害予以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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