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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年至年,随着女工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经历着高于平均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初很低的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也上升了。在这45年里,女工的收入从约为男工工资的1/3上升到近一半。简言之,女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对工业化起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工业化,在美国内战前时期新英格兰的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有所上升。
此外,由于将妇女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在北方沃尔瑟姆制度和其他工业中的女性就业机会都增加了那些仍留在农场务农的妇女的相对价值和收入。从年到年,农家妇女周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早期的工厂工作时间是漫长的。
12小时工作制被认为合理,半小时吃饭时间是个标准。平常从早到晚可以不用人工照明操作机器,而在冬季,蜡烛提供的照明足以使工作延续到晚上。由于早期的机器速度慢,工作节奏不快,因此,每周工作72小时,女工和童工的身体都还能熬得住。
新英格兰纺织工人的生活是十分无聊且单调的,尽管它并不明显比一个贫穷的新英格兰农民的生活更糟,而农民由于从早到晚的生活作息,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休闲或发展其他爱好。如前所述,工厂为年轻的女子提供了一个从农场生活的低工资、乏味以及孤立隔绝中逃离的机会。
她们次优的替代工作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务农或者同她们的母亲一样手工缝制或制作草帽、棕榈叶帽子和鞋子。从另一个角度看,新英格兰工厂的工人普遍避免了一种恶劣的境况英国工人在工厂制度的最初十年里所经受的惨况。
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更严重的劳动力稀缺,美国制造商被迫维持了一定标准的福利,以此来吸引并留下他们所需要的劳动力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工厂的所有者对待童工也如同一些英国雇主那般残忍。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那些工业化带来的最消极的方面都是在城市里最早得到了见证。最糟糕的条件是在所谓的“血汗工厂”里,纽约、费城及波士顿服装业的工人们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
由于来自移民劳工的激烈竞争阻碍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向运输公司、城市建筑商或工厂主出卖劳动的工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愈发艰难。然而,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南北战争以前的这段时期工资与物质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
类似于劳动力当前的变化,主要来自亚洲和西班牙的移民促进了来自移民的构成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移民浪潮中抵达的大批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国家: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直到南北战争的十年时期,一直有一个稳定的移民流从英国流入美国。
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则以一个持续增长的数量移民而来,一方面是受到国内恶劣环境的驱赶,一方面也受到新土地上经济机会的吸引。—年的马铃薯荒增加了爱尔兰移民的数量为了能够逃离饥饿和可恨的外居地主的压迫。
爱尔兰人找到了作为普通劳动者和工厂工人的工作年的统计报告显示,在美国有近万爱尔兰人,其中40%住在大城市在那里他们的“棚户区”成了这一时期臭名昭著的贫民窟。随着年革命的失败,德国人在略晚的时间到来,15年内就已达万人次。
仅拥有很少资本的德国人,大多数在中西部的农场上定居,但他们中的几乎1/3加了诸如辛辛那提、芝加哥、密尔沃基以及圣路易斯等繁荣城市的人口。移民对劳动力的性别构成也有影响。到年,妇女仅占制造业劳动力的1/5,这表明了纺织业相对重要性的减弱。
以及来自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且其中多数为男性。正如现在一样,这是一个妇女社会角色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但后来的趋势却是朝着家庭事业的。棉纺织业仍然雇用了最多的女性;而服装业和鞋业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排在毛纺织业之前。
然而,正如帕梅拉·尼克利斯曾指出的,尽管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存在着从以女工为主到以爱尔兰男工为主的转变,但纺织工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快速且稳定,—年间达到了平均4.5%的年增长率。
此外,贫民窟和最初恶劣的劳动机会并未使爱尔兰人及其他移民受困于贫穷。向上层流动和财富积累伴随着移民的工作和场所的变化,提高了他们的福利。尽管在战前时期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收入上升。
但在到年,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制造企业里工作的成年男性,其平均工资也有显著的增加。这些工人的年均工资收入为年美元而年则为美元,年为美元,到年时已达美元。
若以现在的货币计算,大约需要美元,才能买到年其年收入所能购买的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从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消费价格有所下降,然后上升,到19世纪30年代末时已略微高于年的价格水平而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
价格又下降到30年代中期的最低水平以下,然后在19世纪50年代初再次上升。要解释这些波动,我们必须用一个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调整货币工资;这将显示出具有不变购买力的工资的变化。提供了这些调整,并按照地理区域、城市化水平和企业规模列出了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指数。
就所有工人总和来看，到年,实际工资增长在60%~90之间。平均起来,工资每年增长在1.2%~1.6%之间。观察可以发现许多有关工人工资的重要特征。到年是实际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每年2.2%~3.7%,依地方和公司规模的不同而不同。
-年,增长的步伐减缓至1.1%~1.5%。而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几乎无增长则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工资基本是维持在同一水平,且其增长速率也差不多相同。
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其中有工人和雇主,前者做出反应，而后者移除或者提出套现地域工资差距的条款。若以货币计量,年在新英格兰制造业的年度工资仅比大西洋中部各州高出1%;到年,这一差距仍只有5%。
在年,农村地区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低于城市地区的工人,而城市地区工人的收入又低于主要城市地区的工人。类似的比较关系也可参见不同规模企业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企业越大,薪酬越高。但是到年,这一比较关系便不再符合事实了。
农村地区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增长得比城市快,而较小企业的工资增长也快于较大规模的企业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工资差距的减小。交通运输情况的改善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并使得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更具竞争性。
随着可通航水道的扩张和修缮以及铁路的发展,市场更加一体化,而工资率也趋于统一。这些市场力量给乡村地区和边远内地都带来了异常重大的影响,即把它们卷入市场并提供了专业化的机会。
尽管在工业化的各州之间工资差距很小但交通成本却维持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显著的工资差距。当19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开始发展时,其成年劳动力的工资就远高于英国或其他国家。内森·罗森伯格的研究为基础,显示了到年根据不同熟练程度分类的工资差异。
比较所有列出的熟练程度种类,美国的工资都高于英国。基本上,这些工资差异可以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工业部门工人薪金的底线是根据农业部门的报酬确定的。进入19世纪后,在美国,无论是距离还是费用,都没有任何无法逾越的障碍,能够阻止人们获得一块肥沃的土地。
农业部门单位工人的产出相对较高,而19世纪早期农业技术的演进也提高了人均产出量。此外,美国的农民通常自己拥有土地,他们除了自己和家人的报酬之外,还可以获得地租和利润,而在英国这些地租和利润往往为地主所有。
因此,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加剧了美国和英国工人之间的表面工资差距,这也使得普通工人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相比于工资差距更大。国际劳动力流动无法弥补这些显而易见的工资差异至少在19世纪早期是如此而在19世纪30年代末以及整个四五十年代。
急剧增加的移民引发了美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减;即便如此,根据大量证据的一致观点,年美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底线仍相对较高。从自由的美国工人的角度看,更重要的也许是不同“等级”或技能水平的工人之间相对工资的变动。
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如同绝大部分殖民时期一样,在美国支付给工匠技能的溢价普遍比在英国支付的少。我们所说的“溢价”显示的是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高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的金额。
虽然美国熟练工人的收入比英国熟练工人的多,但美国的熟练非熟练工人工资比却低于英国。然而,上述观点也并非一律正确。当与普通或农业劳动力相比时,较低的熟练一非熟练工人工资比在机器制造工人的技能类别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美国在19世纪早期熟练工人的溢价相对较低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扩张对非技术工人的较大吸引力,二是在大移民浪潮开始之前到达美国的英国熟练工人比例增加。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技能溢价开始提升。
结语
例如,显示了在南北战争前马萨诸塞州城市内的机械工人与一般工人的日工资比。对这一趋势所引发问题的探讨。虽然说这些不断扩大的工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地区性差异,但它们普遍反映了技术溢价提升的广泛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