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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大西洋史研究繁荣发展时，欧美史学家开始对它提出质疑和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西洋世界既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统一体。
大西洋世界涵盖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中美洲的民族国家、帝国和岛屿，但这个区域的人种多样，且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鉴于生活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人们并没有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意识，欧美历史学家用整体性的大西洋史来研究不同人群的历史是存在局限的。
大西洋史学家人为地割裂了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而大西洋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海洋。大西洋史是帝国史的伪装，只不过它比传统的帝国史或民族国家史更能让欧美历史学家接受。
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学者认为大西洋史过于强调沿海地区的人们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却忽视了美洲内陆上生活的印第安人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许多研究大西洋世界的论文和专著过于强调区域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系，却忽视了这些联系对各个区域内部历史的影响。
年10月，《威廉和玛丽季刊》组织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反思大西洋史学的不足和研究前景。格慕斯指出，大西洋史学家过于强调把研究课题置于大西洋世界内，忽视了同时期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这样不仅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而且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复杂性。
15至18世纪，英国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不仅局限在大西洋两岸，他们还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印度、马六甲和广州等地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以蔗糖生产为例，大英帝国殖民者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活动与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菲利普·斯特恩认为，大西洋史学家们忽视了亚洲，尤其是印度在大英帝国海外扩张中的重要性。鉴于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殖民活动联系紧密，大西洋史家不应忽视二者间的联系，而应探索大西洋与印度洋以及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
保罗·马普则指出，大西洋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史，忽视了美洲的内陆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他建议欧美史学家要扩展大西洋的地理边界和研究视野，把太平洋的、陆地的和帝国的视角结合起来。
总体而言，格慕斯、斯特恩和马普对大西洋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除此之外，彼得·柯卡拉尼斯则对大西洋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早在年，柯卡拉尼斯指出，无论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多么富有成效，其“在解释上一直存在局限性”，而且“在分析上存在某种错误指定的”问题。
从地理上看，大西洋史研究的地理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欧，割裂了西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和亚洲大陆之间的文化、贸易和政治联系。此外，大西洋史还过于强调西北欧国家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模式。
另外，他对阿米蒂奇于年提出的三种类型的大西洋史进行补充，呼吁欧美史学家研究联式的大西洋史，即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年，美国史学界出版了两本反思和批判大西洋史研究的论文集，一本是由贝林主编的《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另一本是由格林和菲利普·摩根共同主编的《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
前者的编撰始于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举办的会议，后者源于格林和摩根于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的讨论。前者收录的论文主要由贝林和他的学生、朋友以及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的参与者撰写，后者主要由格林和他的学生所撰写。
贝林为《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撰写了导论，阐述他对大西洋史研究的深刻反思。贝林指出，欧美历史学家应该把大西洋和依附于它的陆地视为不同的、持续演进且不断变化的世界。在研究大西洋的过程中，欧美历史学家不应忽视海洋史和陆地史之间的联系。
贝林还指出，通过考察不同区域间的联系和结构，思想观念和信仰模式在帝国、民族国家、陆地间的传播，历史学家才能弄清楚大西洋世界的连贯性和内在关系。贝林进一步指出，应该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有助于历史学家转变历史观，即研究取向从民族国家的、纵向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转向横向的、跨国的、跨帝国的和跨文化的历史观。
贝林强调，大西洋世界从来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一直维持着与其他地区间的跨大西洋联系。因此，贝林鼓励学者们探讨大西洋世界的变迁、复杂性以及大西洋和其他地区间的关联。
在研究方法上，《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某些传统的研究主题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在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斯蒂芬·贝伦特、琳达·海伍德和约翰·索顿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
贝伦特详细描述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生态环境、气象和季节变量的复杂性。海伍德和索顿分析了非洲内部的政治史对奴隶贸易及随后在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影响。贝伦特和海伍德试图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重新解释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与传统的重视统计分析的奴隶贸易史截然不同。
大卫·汉考克和维姆·克洛斯特主要分析了大西洋世界的贸易和商业模式。汉考克通过研究马德拉葡萄酒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生产、分配、运输和销售，认为大西洋经济组织存在三个特点———去中心化、网络和自我组织。
克洛斯特讨论了大西洋世界的违禁品贸易，认为这种贸易在近代时期广泛存在，注重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的区别，以及各个国家或帝国对这些贸易的不同管理。贝林的大西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世界，忽视了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尤其是南美洲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
达维洛和萨菲尔的论文讨论的是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正好与贝林所研究的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形成互补。在贝林的指引下，他的学生、朋友和参加大西洋世界史研讨班的学者共同推动着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深入。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还使用气候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对大西洋史学的反思依然存在局限。
贝林对大西洋史的理解主要是以他在年出版的《大西洋史:概念和轮廓》为基础的。在研究区域上，贝林所理解的大西洋史主要考察的是环大西洋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帝国和地区的历史，收录的论文完全忽视大西洋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民族国家和帝国。
在研究时段上，这部论文集主要集中讨论年至年间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未能将大西洋史的研究时段推进到年以前和年之后。在研究对象上，它忽视了大西洋世界的水下生物和海洋生态环境。
在史学方法上，这部论文集完全忽视了全球史和跨国史对大西洋史的冲击。与此相比，《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讨论了以民族国家和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肯尼斯·安德里安认为，以西班牙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与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比较类似，进而考察了西班牙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是如何与西班牙帝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政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罗素－伍德认为，葡萄牙帝国一直是以海洋为中心的，进而分析了葡萄牙大西洋世界与印度洋之间的联系。本杰明·施密特讨论了荷兰大西洋世界的特征，并分析荷兰人对大西洋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参与大西洋世界的各种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活动。
特雷弗·伯纳德考察了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研究现状，分析了大英帝国与西非国家和地区间在大西洋世界内的联系愈加紧密。劳伦特·杜波依斯介绍了法国大西洋世界史的研究进展。
不过，《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的研究重心依然是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联系。摩根认为，奴隶贸易带来的变化并非都是“毁灭性的”。他指出，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并不那么重要，也不足以改变非洲的经济发展。
正如他所总结的，“非洲人对大西洋世界比较重要，而大西洋世界对非洲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在大西洋世界对非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上，摩根修正了我们的看法，但他的这个论点却饱受争议。在《土著美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局限，—年》这篇论文里，艾米·布什内尔对大西洋史学提出了严重批评。
她明确指出，大西洋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它假定美洲是由欧洲人主导的。此外，《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还尝试讨论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在争夺历史书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互为补充。
彼得·伍德呼吁把海洋史和陆地史结合起来。格林主张把半球史和大西洋史结合在一起。另外，格林倡导欧美历史学家比较南半球史和北半球史的差异性，同时把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欧洲在相关研究主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结合在一起。
尼古拉斯·坎尼试图考察全球史和大西洋史间的异同。柯卡拉尼斯拒绝使用大西洋史的分析方法，并坚持采用全球视野。他指出，鉴于大西洋范式“人为地限制了其史学奉献者的视野”，欧美史学家应尝试突破大西洋史的局限，并分析大西洋世界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他进一步呼吁研究联式的大西洋史，以补充阿米蒂奇所倡导的三种类型大西洋史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
虽然一些欧美大西洋史学家对传统的以帝国或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进行强烈批评，但部分学者仍然不愿抛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大西洋史学家主张扩大大西洋史的内涵，拓展大西洋世界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
但是，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大西洋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但研究重心依旧集中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